鴉片自肆虐中國，導致中國城鄉經濟衰敗。進入民國時期，由于軍閥混戰，來自西南土產鴉片和進口的印度、伊朗鴉片一度無法順利進入山西，但同時山西人口中竟然有一成吸食鴉片成癮。于是煙土商人將山西全境50萬公頃耕地的三成用于種植鴉片。這進一步影響了糧食生產。閻錫山從兒時便深知鴉片對經濟尤其是農業的毒害作用，掌握山西省政后動用軍警堅定地在山西進行禁種、禁運和禁吸，至1918年，全省煙苗大部被鏟除。隨后，山西各縣普遍設立禁煙酒，由省府統一制作戒煙丸，發給煙民。結果山西的鴉片銷售基本由閻錫山壟斷，煙民成為省府的搖錢樹，但另一方面山西的禁煙力度在民國時期始終較強，鴉片流毒得到了部分抑制，至少避免了影響晉綏軍財政和兵源的結果。

為了進一步改良山西人的形象，閻錫山一面強制要求全省剪辮，另一方面以行政強制、處罰罰款配合說服教育。山西各縣成立天足會，縣知事強制擔任會長，各級公務員和村長閭長強制入會，否則立刻停職。各縣婦女，如果被查出纏足，就會被押至縣衙處以高額罰款，無錢者便強制由纏足女子之母進入政府興辦的新民工廠做苦力。在這樣多管齊下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下，山西至1922年全省幼女已極少纏足。禁煙、剪辮、放足保證了閻錫山山西建設計劃和晉綏軍擴軍備戰始終有較為充足的人力資源。

閻錫山為了解決水利問題，在省設水利局，縣設水利分局，在勘測全省水資源分布情況基礎上，制定《山西水利簡章》《山西水利計劃案》，并頒布《興辦水利貸款章程》，要求各縣農工銀行扶植地方水利組織，鼓勵民間自辦水利。在省府的倡導下，山西全境大辦水利，從1917年六政考核處成立至1923年為止，山西全省開渠504道，灌溉面積達到近200萬畝，打井17862眼，灌溉面積約7.74萬畝。除此之外還修筑蓄水池等水利設施，至1925年，山西全省水田已經從閻錫山上臺前的370萬畝增加到了550萬畝。

水利設施的發展也保證了閻錫山植樹造林和蠶桑計劃的推廣。1917年后，山西設省農桑總局、縣農桑分局，并在各地設立農民傳習所和女子桑蠶傳習所，培養相關技術人員。閻錫山自己帶頭捐款，在晉北、晉中和晉南各修建一個實驗桑園，要求晉中各縣植桑40畝、晉南各縣植桑32畝，晉北各縣也需植桑24畝，由縣農桑分局設立苗圃、開辟桑園，省農桑總局負責購買桑苗培育后分發各縣。據《山西通志》記載，1922年，山西一省有桑樹8034.4萬株，年產生絲62噸，養蠶戶達到近18萬戶。同時，山西要求每人至少種植一棵樹，在林業總局、林業傳習所和林業促進會的支持下，山西1921年全省植樹5152萬余株，實際成活2946萬余株，1924年造林33.2萬余畝，植樹5330萬株。1929年，湖南省考察山西村政代表團代表呂振羽在《村治月刊》上形容山西道路兩旁樹木枝繁葉茂，“恍佛如入綠葉叢中矣”。

另外，為防止因采購棉紗導致山西銀錢外流，閻錫山力主利用全省9000余萬畝閑散耕地種植棉花，因此棉花成為三事之首。山西省統一采購美國長絨棉籽和山西平陽早熟棉籽分發各縣，至1921年，山西全省棉花種植面積從1917年不足20萬畝增加到79萬畝。至1927年，山西全省27個縣種植棉花，基本保證了山西本省人的穿衣用布問題。

六政三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使得山西的經濟水平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也成為日后中原大戰山西對抗有江浙財團和西方銀行支持的蔣系軍閥的根本經濟基礎。1930年8月23日《大公報》撰文《軍費約占收入十分之九，供給前方在千萬元左右》，其中認為“聯軍四五十萬正在前方拼命之時，一切餉糧均靠山西供應”“（山西）全月收入計百四十萬，每月開支約百七十萬，軍費約百二十萬。”考慮到反蔣聯軍兵力在70萬左右，上海銀行界認為“北方（反蔣聯軍）每月需一千萬元”，如此龐大的軍費，山西一省自然無法長期負擔，不過閻錫山至少很大程度上為反蔣軍提供了最基本的資金、彈藥，雖然最終導致山西民窮財盡，但由此可見閻錫山從1917年開始經濟建設所產生的驚人效果。強大的經濟實力，也是閻錫山成為反蔣聯軍領袖的最關鍵條件。